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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着黄金襁褓留学难得真经

来源:网络整理 编辑:采集侠 时间:2018-04-14

原标题:裹着黄金襁褓留学 难得真经

“孩子在国内多辛苦啊!找个中介,只要肯花钱,就能从中学开始由专业机构设计包装办法和成长路线,为进入世界名校做好一切准备。”小学六年级孩子的家长刘静说,在班里其他家长为小升初焦头烂额时,她决定给儿子找民办初中,然后就安心等着出国了。

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,这几年,一些留学中介纷纷在推高端的“私人订制”,为准备留学的孩子提供贴身服务。比如,如何更早地规划学习、如何把自己打造成国外学校最喜欢的那一类学生、如何让自己的简历更加与众不同,等等。

刘静说:“我大概咨询了一下,时间越长收费会越高,光是咨询费可能就得几十万。”

动辄砸下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费用让孩子出国受教育,在留学大众化的今天,并非个案。从逻辑上来推理,孩子越是享受到贴近自己、适合自己的教育,发展得就应该更好。但现实是,“我们仍然每年都会听到留学失败的案例,当然也包括那些给孩子花了很多钱进行定制服务的‘土豪家庭’,有时候这样的家庭更容易产生‘问题孩子’。”启德教育集团北美产品中心总监胡光说。

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一个怪现象,家长们在孩子教育过程中发力的多少与孩子的成功之间并不成正比,甚至,家长设计得越多孩子就越难成功。

留学从父爱型向母爱型转变

“我不想家、也不想回家。”曾桦说。曾桦是高二到北美留学的。留学是妈妈对他进行人生规划中的一步:在国内享受扎实的基础教育,然后到国外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。

“我每一步都是按照她的计划走的,小时候上什么学校、上什么课外班、吃什么东西、交什么朋友都听她的,我最盼着就是出国,虽然也是按照她的想法,但是至少可以自由一些了。”曾桦说。

不过,让曾桦没有想到的是出国并没有摆脱“被安排”的命运。

一下飞机曾桦就见到了妈妈通过留学机构事先联系好的接机人,接机人先递给他一张当地的手机卡,然后把曾桦送到事先就已经联系好的住宿地方,“拿着手机卡,再摸着兜里我妈给准备好的银行卡,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离开家,最多是到了隔壁城市旅游。”曾桦说。

“现在的家长生怕孩子吃苦,会对我们这些中介机构提出很多细致的要求。”胡光说,现在不少大的机构在国外都有分支机构,这些分支机构的一部分功能就是“无忧管家”,从孩子一踏上外国的土地就给他们提供帮助,从落地、找房子、安排生活,到学校报到、课程安排等一应俱全。

在各种留学群中被称为“水哥”的、北京和创留学创始人曹贤水曾经说“留学行业已经即将从3.0时代进入到了4.0时代”。也就是从之前的留学信息完全不对称,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信息泛滥,人们之间的差距已经不体现在所掌握的信息的多少上,而是体现在是否能对一个领域的信息进行纵向的、专注的研究,从而形成知识体系上。“今年跟我们签约的学生,都是咨询了至少3家公司的,有的甚至咨询了七八家公司”。

在这种变化下,留学机构考虑的是如何转换服务模式,“我们就要考虑是否能做到‘父爱型’的服务和‘母爱型’的服务兼得。”曹贤水说。

中介公司考虑的是如何提供“父爱型”和“母爱型”兼顾的服务,而在现实中,家长在孩子留学这件事上似乎已经完全从原来的“父爱型”转变为“母爱型”。

1981年出生的赵妍忘不了自己的留学经历。

1996年初中毕业的赵妍没有考上高中,她周围的同龄人有的上了中专、有的上了技校,等着她的是一所职业高中。赵妍觉得这样的未来毫无希望,于是决定东渡日本留学。

那个时代,留学属于两类人:一类是学习出类拔萃能申请到高额奖学金的;一类就是赵妍这种在国内升学无望的,选择自费留学。

其实当时对赵妍一家来说,出国留学的前景并不比上职高清晰,甚至更加模糊。“但是,与其在国内不好不坏的混着,不如出去闯荡一下,历练之后总是能长本事。”赵妍的父母虽然是普通工人,却在赵妍出国留学这件事上异常坚定,在他们看来“孩子吃点儿苦是件好事”。

当时摆在赵妍一家人面前最大的困难就是钱,“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困难,只是其他困难我们即使想办法也解决不了,只有筹钱这件事能想办法。”赵妍说。那些日子赵妍家最常见的景象就是:一家人坐在一起算计能拿出多少钱,还能借到多少钱,向谁能借钱。

终于钱凑齐了,赵妍到了日本。

“真到了那里才知道,中介只在刚到的时候带了我们一下,剩下的几乎全得靠自己。”赵妍说,把必须要花的钱花完之后,“几乎变成赤贫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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